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能否“私下和解”是一个常见但容易引发误解的问题。许多当事人及其家属误以为，只要与被害人达成经济赔偿并取得谅解，案件便可就此了结，司法机关不再追究。这种理解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刑事案件的核心在于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本质是“官告民”，即由国家公诉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者提起诉讼。这与民事案件“民告民”的私权纠纷性质存在根本区别。
纯粹的“私下和解”并不能直接导致刑事案件的撤销或刑事责任的自然免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任何赔偿与谅解协议，均属于民事赔偿与情感抚慰范畴，不能替代或抵消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不仅是具体被害人的个人法益，更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与国家法律尊严，这部分损害必须通过公诉程序予以修复和宣告。
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毫无法律意义。恰恰相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受到法律的明确规范。我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该程序为特定类型的案件提供了通过和解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合法路径。适用和解程序的案件范围有严格限制，主要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对于累犯等情形，则不适用和解程序。
一个有效的刑事和解，必须同时满足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要求。在实体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真诚悔罪，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是根本前提，任何强迫、胁迫都将导致和解无效。在程序上，和解协议必须在公、检、法机关的主持下制作，确保过程的自愿性与合法性。司法机关将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达成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能够对刑事诉讼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将和解作为是否起诉的考量因素，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需要提起公诉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里的“从宽处罚”，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在量刑时的裁量权，可能表现为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在某些极其轻微的情况下适用缓刑，但绝非“案结事了”地免除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刑事自诉案件以及部分轻微伤害案件等法律明确允许当事人自行处置的极少数情形，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处分空间。但这类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占比极小，且其适用条件有极为严格的限定，不能推而广之。
刑事案件不存在脱离司法程序的“私下和解”。当事人之间基于自愿、合法原则达成的赔偿与谅解，必须纳入法定的“当事人和解”程序框架内，经由司法机关审查确认后，方能成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法定情节。这一制度设计，既体现了对被害人权益的尊重与修复，又维护了国家刑罚权的严肃性与统一性，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桥梁。公众应正确理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定位，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务必通过专业法律渠道寻求帮助，在法治轨道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