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法律实践中，合同违约纠纷占据相当比例，其核心争议往往围绕违约行为的认定及相应损害赔偿的计算。本文拟通过一个虚构但典型的案例，剖析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的逻辑与尺度。
假设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设备采购合同，约定A公司向B公司提供特定型号的生产设备一套，总价款一百万元，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六十日内。合同明确约定，若A公司逾期交货超过十五日，B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A公司按日支付合同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A公司因上游供应商问题，迟延四十五日才将设备运抵B公司指定地点。此时，B公司因生产计划紧迫，已从他处购入同类设备，遂拒绝接收货物，并通知A公司解除合同，要求其支付逾期四十五日的违约金四万五千元。A公司则认为设备已生产完毕并送达，B公司拒绝接收构成违约，应自行承担损失，仅同意承担部分逾期责任。双方协商未果，B公司遂提起诉讼。
本案的审理焦点集中于两点：一是B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正当；二是违约金的计算应如何适用。
关于合同解除权，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合同明确赋予了B公司在A公司逾期交货超过十五日后的单方解除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条款。A公司迟延交货达四十五日，远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触发条件，故B公司发出解除通知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及《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事由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A公司时解除。A公司关于设备已送达故B公司必须接收的主张，混淆了履行抗辩权与合同解除权的界限，未能得到支持。
继而，案件核心转入损害赔偿，即违约金的计算问题。B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四十五日违约金。A公司则抗辩称，该违约金标准过高，且B公司实际并未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请求法院予以调减。法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确认了A公司的迟延履行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是导致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应承担违约责任。针对违约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进行审查。法院要求B公司就其实际损失进行初步举证。B公司陈述了因设备未按时到位导致的生产线停滞、订单延误等损失，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财务证据予以量化。
综合考量本案情况：A公司违约的主观过错程度、合同总价款、B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范围（如可能存在的临时租赁设备费用或利润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设备为特定型号，解约后A公司亦面临转售损失）以及本地同类交易的一般惯例，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一违约金标准在持续四十五天的情况下，总计达到合同总价款的4.5%，确有可能过分高于造成的实际损失。最终，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参照B公司可能发生的合理损失、合同履行预期利益等因素，将违约金酌情调整为合同总价款的2%，即两万元。此调整既弥补了守约方B公司的主要损失，亦避免了对违约方A公司施加过重的经济负担，体现了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
通过此案分析可见，在合同违约纠纷中，司法裁判遵循严谨的逻辑链条：先依据合同约定与法律界定违约行为与责任归属，再对损害赔偿（尤其是违约金）进行精细化裁量。当事人明晰的合同条款是权利基础，而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亦会主动审查违约金条款的合理性，以防止利益显失均衡。这提示商事主体，在缔约时应审慎设定违约条款，在履约中应注重留存证据，而在发生争议时，应理性评估诉讼风险与收益，寻求符合法律精神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