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故意实施的触犯刑法的行为。其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不仅关乎罪与非罪的界限，也直接影响各参与人的刑事责任划分。准确认定共同职务犯罪，对于精准打击腐败、维护职务行为廉洁性至关重要。
认定共同职务犯罪，首要前提是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这要求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意思联络，对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存在明确的认知与意志上的共同性。这种故意可以是事先通谋，也可以是事中形成。例如，主管领导明示或默许下属违规操作，下属心领神会并具体执行，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协议，但形成了事实上的犯意联络，即可认定具备共同故意。缺乏共同故意的平行职务违法行为，即使客观后果相似，也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核心要件在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共同性。这并非要求所有共犯都必须具备职务身份，但至少有一人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权力、地位或形成的便利条件，并且其他共犯的行为与此职务便利存在直接的配合、依赖或强化关系。非职务人员与职务人员勾结，借助后者的职务权力收受贿赂或侵吞财物，即构成典型的共同职务犯罪。若犯罪行为完全脱离职务便利，仅是利用工作环境熟悉等一般条件，则可能不构成职务犯罪，或仅构成普通共同犯罪。
在客观行为层面，各共犯人需实施了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分工不同，如策划、指挥、具体执行、提供协助等，但均指向同一犯罪目标，共同促成职务犯罪结果的發生。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与整体性是判断的关键。司法实践中，需仔细辨析各行为的具体内容、作用力大小以及与职务的交织程度，避免将仅提供日常辅助、不明知犯罪实情的行为不当纳入共犯范畴。
责任划分上，应坚持“部分行为，整体责任”与“罪责自负”相结合的原则。所有共犯均应对共同造成的总体危害后果负责，但具体量刑时，必须根据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别对待。主要区分主犯与从犯。起组织、领导、指挥作用或利用主要职务权力直接实施核心犯罪行为的，通常认定为主犯；而提供次要协助、起辅助作用的，可认定为从犯。对于职务身份者与非职务身份者共同犯罪，一般将前者认定为主犯，但亦需具体考察实际支配力与贡献度。
当前，随着犯罪形态日趋隐蔽复杂，如“期权式”腐败、跨领域勾结等，给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带来新挑战。这要求司法人员不仅紧扣法律要件，更需深入把握职务犯罪的本质特征与行为模式，透过形式审查实质关联，确保认定工作既精准打击犯罪，又符合刑法谦抑精神，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